吴敬琏：直面基本问题，重树良性预期

来源：国校商学国校商学苑 2024年07月17日 17:54 北京

 

   

中国经济学界泰斗  中国改革开放重要参与者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在过去40年中遇到的社会经济问题，大都以不同的形式反复地出现过，而它们又往往根源于两个更深层的基本问题：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模式（或称经济发展模式）。要探究当前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新现象、新问题，就不能绕开潜藏在它们背后的基本问题。

 

     01 中国经济体制的博弈与演进

 

    回顾中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和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两个根本性转变”的历史过程，不难看出，40年来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使得有识之士更加深信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但是由于来自既得利益或者旧有意识形态的障碍和阻力，就不可避免地出现曲折和反复，甚至政策上摇摆。

 

    关于经济体制问题，从支持通过改革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一方的视角看，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目标模式叫作商品经济，90年代明确为市场经济，到了21世纪更加把它明确为在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或者叫作法治的市场经济。而希望保持计划经济体制及其变种，或称政府主导的经济体制的意见也从未销声匿迹，它们甚至还多次取得主流的地位。比如说，从1981年至1983年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7年的“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再到90年代初期“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诸如此类。

 

    在增长模式的问题上，也始终存在两种不同的主张，一种是用大量资源投入和过量投资来维持高速度增长，另一种是靠提高效率来推动高质量发展。依靠资源投入维持的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需要转变为主要靠效率提高推动的增长方式。这样的改革共识已经在1981年的“经济建设十条方针”、“九五”计划等重要决议中反复被强调，但是仍然不时出现传统增长模式在一些地区和部门的回潮。

 

 

    回到当前经济形势的话题上来。随着2022年末新冠疫情结束，中国经济开始进入恢复期，但正如两年来中共中央一再指出的，经济发展依然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除了还没有走出延续多年的经济增长换挡期、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困境，还面临着“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的新挑战。

 

 

    “三重压力”的关键是人们、特别是企业家们对未来发展的“预期转弱”。为了重树良性预期，首先需要弄清楚“预期”为什么会“转弱”。前些时候常见的回答，一是防控新冠疫情临时性措施的收缩效应，一是宏观经济管理上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强度不够。不过，从两年来经济发展的轨迹看，上述说法似乎并没有能够说明预期转弱的根本原因。因为它们不能解释为什么在新冠疫情结束、转入常态化管理，宏观经济政策上一再出“大招”“托市”，并且屡屡给企业家吃“定心丸”的情况下，增强预期的效果仍然不彰。十分明显，企业家对经济发展的预期主要取决于对良好的经营环境和投资环境的信心。这样，是否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改革方向，就对树立良性预期具有决定意义。

 

 

 

    值得高兴的是，最近许多主流传媒、一些负责官员的讲话里都提到了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改革。确立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当然是正确的，可是问题还是要归结到对什么是市场经济的本质、什么是法治的内涵这样一些基本问题的理解和坚持。

 

    以什么叫作市场化为例。正如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明确指出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虽然市场机制通过由自由竞争形成、能够反映资源相对稀缺程度的价格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是经济学的一条基本原理，但是并非所有人都秉持同样的观念，以至于有人认为只要存在市场，哪怕这种市场是由行政官员全权掌控的，也可以称作市场经济，并把制定多重抑制市场自由度的行政规定也叫作改革。

 

 

    我们不能仅仅追求现象层面问题的解决，更要追根溯源，直面其背后潜藏的基本问题，探索这些基本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和内在机理。因此，需要根据过去中央历次改革的决定，来检查各个方面的措施，哪些是不够的，哪些是对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具有收缩性、抑制性效应的，都要切实改正。这样，才能保证改革决策的有效执行和良性预期的持久稳定，真正做到兴利去弊，提高效能。

　　

    比如说统一市场，市场的统一性仍然受到地方保护、行业保护等等的分割的影响，使得市场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试点化的状态。

 

　　比如说开放，要求对所有的市场体系开放，但是现在对中国企业、外国企业、不同所有制的企业还是往往分了三六九等，没有平等的全面开放。

 

　　比如说竞争性，这个问题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中央和国务院，首先要求在新出台的政策要预先进行公平竞争审查，如果不合格，就不能出台。然后就要想推进到已有的政策，都要重新进行公平竞争审查，不合格就要取消，但是看看现实，实际上有很多新出台的政策，仍然不符合公平竞争的原则。

 

　　因为考虑民企怎么能够平等的进入市场、能够平等取得资源，央行的负责同志又提出来，我们准备对国企实行竞争中性的原则，这个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我们查了查文献，OECD提出竞争中性的原则，有很多具体的规定，但是我们长期在竞争问题上提留在一般的口头上，要跟OECD提出这八个领域如何贯彻竞争中性的原则，我们还有很大的差距。对于执行竞争中性，就要有更多的工作要做了。

 

    所以，我们不能满足于现在已经取得的成就，应该看到我们面临的环境还相当的严峻，如果不能够按照中央的决定推进改革的话，这些眼前使得很多人焦虑，甚至彷徨的问题就很难从根本上解决。

 

    那么，怎么来推进改革呢？不同行业的人，不同岗位上的人，可以都要尽自己的力量去推进改革。我们在座的恐怕要做理论工作的或者政策制定工作的，对我们来说，我们有一个想法，有一件事是能够做的，就是从我们走过的道路去总结经验教训，就可以为我们未来的工作指出方向，指出路径，就可以使得我们更加容易的避免原来的不足、缺点和错误。

 

    最近，为了回忆我自己经历过的改革历程，对80年代主要是80年代后期自己的经历，对于改革的目标，这个问题让我们的思想演变，我阅读了很多材料，做了反思，觉得真的还是可以温故而知新，得到一些新的启发。比如对改革目标的设定，在70年代末期，80年代上半期，基本上是集中在国有企业改革上，这叫做提高国有企业、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是改革的中心环节。怎么增强活力呢？就是放权让利，说的极端一些就是架空所有权、增强经营权。

 

    但是到了80年代中期有了变化，在80年代中期以前，因为我们对于现代经济学的认识很浅，基本上是在苏联政治经济学的影响之下的，所以对什么是市场经济、什么是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其实只有一些模糊的、感性的认识。到了80年代周期以后，我们这些学经济学的人重新学起了现代经济学，另一方面，有一批受到现代经济学学习的年轻人进入了改革研究的行列，所以就开始做一个系统性的研究。到了1985年的全国党代表会议，接受了一个计划商品经济体系是三个部分组成的观点，这个所谓七五三点后来写进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第七个五年计划建议的，这就是商品经济或者由计划商品经济有三个部分组成，第一个部分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第二是竞争性的市场体系，第三是适合于商品经济的宏观管理体系。这其实按照现代经济学来说，这就是说我们决定选择了2B模式，就是有宏观经济管理的市场协调模式。但是，根据这个设想推进的改革，后来碰到了一些困难，就是人们还是觉得完全的市场协调经济是做不到的，现在做不到，因为中国的条件，未来也很难做到，还是要把计划和市场结合起来。

 

    持有这种意见的同志们，他也有一些变化，从十二大计划经济为主、市场条件为辅退了一步，不说市场条件为辅，计划经济为主，而是叫做间接计划了，就是用间接计划来控制市场，市场再去引导企业。我们过去都认为这可能就是一种当时的环境下对市场经济婉转的表达，我自己就这么看。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好像还不是这样的。虽然从市场引导企业这一点来说，看起来像是市场经济了，问题是这个市场是一个什么样的市场？这个市场是在国家掌控之下的。

 

    根据当时的形势、情况，正好那个时候我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给国务院写了一个报告，说应该引进日本、韩国式的选择性的产业政策，或者叫差别性的产业政策，也就是说用一套政策手段去扶植一些产业，抑制另外一些产业；扶植一些企业，抑制另外一些企业。用了各种政策手段，比如金融的、财政的以至于行政手段，去改变了市场，然后让经过改变了的市场，按照政府意图改变了的市场去引导企业。那么，按照经济学的原理来说，这就不叫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了，其实还是一个间接的计划在对市场资源配置起决定作用了，其实还是一个间接的计划在对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作用。

 

　　所以，我们回望改革历史，非常细致的去分析我们在哪些方面有什么不足，有所失误，我们现在改革中就会做的更好。这起到一个温故而知新的作用。不但是我们经济学家，更多的历史学家，我们一块参加这个工作，虽然说的是过去，但还是非常有利于未来的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取得更大的成就。

 

    推进改革和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中国，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亡和所有中国人的根本利益。在这样的问题上，容不得我们有丝毫犹疑。只有冲破阻力，奋力过关，才能走上坦途。

（来源：依据吴敬琏发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