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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四十年:理论探索与改革实践携手前进
吴敬琏

  来源:《比较》公众号2019年1月2日

  改革开放,首先是观念的开放。思想不改变,行动就无法调整,改革思想不断演变和清晰,正是推进改革实践的基础。凡是理论探索和改革实践配合得好的时候,改革就能取得比较大的进展,对发展的正面效应也比较大;反之,改革和发展就容易遭到挫折。每当改革开放在方针、政策和思路上需要进行重大抉择之时,无一例外,都伴随着改革理论的热烈讨论。正确思想之光照亮了未来的道路,使改革开放能够避开险阻,走上坦途。本文首次公开发表于樊纲、易纲、吴晓灵、许善达、蔡昉主编:《50人的二十年》,由吴敬琏主编独家授权比较公号转发。共计9000字,阅读需要12-18分钟。
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回首这一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是一个理论探索与改革实践携手共进的过程。改革开放,首先是观念的开放。思想不改变,行动就无法调整,改革思想不断演变和清晰,正是推进改革实践的基础。凡是理论探索和改革实践配合得好的时候,改革就能取得比较大的进展,对发展的正面效应也比较大;反之,改革和发展就容易遭到挫折。每当改革开放在方针、政策和思路上需要进行重大抉择之时,无一例外,都伴随着改革理论的热烈讨论。正确思想之光照亮了未来的道路,使改革开放能够避开险阻,走上坦途。

  为改革开放提供理论资源

  理论探索与改革实践之间保持这种紧密的正相关关系并非偶然,而是与人类活动具有自觉性的本质特点有关。马克思曾经用建筑师和蜜蜂的比喻形象地描述过人类活动的这个特点。他说:“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 

  任何国家的经济体系都是一个极其错综复杂的巨系统。因此,体制改革是一项巨大的社会工程。它的目的,是要改变制度安排、理顺激励机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改革者就必须对改革对象的状况和演变规律有深切的了解,对自己的行动有一定的规划,而不能像心灵手巧的农夫打造家用物件那样,“草鞋无样,边打边像”。

  那么,这种在改革行动之前的认识是从哪里来的?中国传统教科书的回答倒也简单明快,“从实践中来”,叫做“先投入战斗,然后便见分晓”。但是这样一来,改革的行动就缺乏明确的目标,甚至容易变成盲动。其实这里存在一个对人类认识来源和个体认识来源混淆的问题。说人类的认识都来源于实践,这大概是不错的,但是对每一个个体或者每一代人来说,却不能局限于自身的亲见亲知,而要借助于语言这一强大的工具,把人类历代的认识成果传承下来,这样才能站在前人的肩上观察世界和改变世界。所以,还是恩格斯说的正确:“只有清晰的理论分析才能在错综复杂的事实中指明正确的道路。” 为了找到正确的改革道路,就必须立足于本国实际,认真学习和鉴别前人的理论成果,形成自己的改革理论,并在正确认识的基础上制定改革的方针、方案和实施方略。

  问题在于,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不能不启动改革开放时缺乏必要的理论储备。1976年,一些不满于极“左”路线倒行逆施的领导人采取果断措施结束“文化大革命”和“全面专政”,为中国发展赢得了新的机会。当时的中国社会濒于溃败,启动改革、救亡图存已经变得十分急迫,然而由于“左”的路线的钳制,思想市场被强制关闭,以及与国际学术界的长期隔绝,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陷于荒芜衰退的困境,理论界和思想界就很难承担起为改革开放提供学理基础的重任。在这种情况下,采取的策略是“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中国派出了大批考察团出国考察,借鉴外国的发展经验,引入别人的成功做法,例如设立对外开放特区等。这些举措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经济增长也开始止跌回升。但是,这只是一些局部性的改进。事实上,如果不对过去的错误理论和错误政策进行认真的反思,就不可能变革封闭僵化的体制,也很难走出一条持续稳定发展的新路。

  1978年中期,在时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和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的领导和组织下,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开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广泛深入的思想解放运动。这场运动在极“左”路线的思想禁锢和舆论钳制的铜墙铁壁上打开了一个缺口,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讨论和研究开始活跃起来。不少学者努力通过汲取经济学的新成果和频繁的国际交流 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一些受过现代经济学训练的年轻经济学家也陆续参加进来。经济学家群体积极参与了80年代改革目标模式的讨论,也助推了90年代的改革重启。

  90年代中期开始的经济体制的整体改革,对经济理论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刘鹤、樊纲、易纲等经济学界有识之士在1998年发起组织了中国经济50人论坛,论坛成为经济学界汇聚思想、探讨问题、提出政策建议的一个重要平台。

  社会经济现象复杂多变,常常显得扑朔迷离,人们难以看清真相和掌握规律。在这种“善未易明,理未易察”的境况下,论坛学术委员会组织研讨时特别注意了不因观点分歧而排斥持有不同意见的学者,包括持有偏激意见的学者,使论坛能够保持惠风和畅的讨论气氛并达到集思广益的目的。

  中国经济学家不仅围绕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改革面临的热点、焦点和难点问题展开了研究讨论,也为中国改革思路、重要领域改革政策制定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我想举几个自己感受较深的事例来说明这一点。

  选择合理的改革目标

  第一个例子,是改革目标模式选择的理论突破。

  以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变革的基本趋势,无疑是根据国外考察所获知的世界潮流,强调增强价值规律的作用,发展“商品经济” 。不过总的来看,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强调中国经济的计划经济性质,加强国家计划的统一领导,还是理论和政策的基调。在这一基调下,改革还远远不是在整个经济体系内系统地进行,而只能是着重于个别部门或个别方面的政策调整。例如,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从放松贸易垄断到允许外国投资进入中国建立合资企业,等等。即使在某些部门或某些地区带有制度变迁性质的改革,例如安徽、四川等地允许土地承包,也采取了不改变基本经济制度、只对某些政策实行“变通”的形式。

  虽然这种变通性的政策调整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使原已陷于衰退和混乱的经济重新振作起来,步入发展的轨道,但是人们很快发现,仅仅依靠变通性的政策调整,并不足以实现中国振兴。正像邓小平在谈到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议题时所说的:中国需要进行的,是不仅包括农业,也包括工业、商业、服务业、科学、文化、教育等领域“整个经济体制的全面的、有系统的改革” 。显然,这样一种全面的、有系统的改革,不是靠“摸着石头过河”和“走一步、看一步”能把握的。于是,在20世纪80年中期,开展了一场参与人员众多的“改革目标模式”大讨论。
80年代中期的讨论,是在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定的“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改革目标的基础上进行的。在讨论中,对于如何解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提出了市场社会主义(“苏联东欧模式”)、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东亚模式”)、自由市场经济(“欧美模式”)等不同主张。对于各种模式的利弊优劣,各界人士根据历史实绩和自己的价值判断作出了不同的判断。

  1985年9月,由国家体改委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巴山轮”会议),对于多种多样的经济模式进行了理论上的梳理。匈牙利科学院和哈佛大学的雅诺什˙科尔奈(János Kornai)教授关于各国经济模式可以分为“直接行政控制”(ⅠA)、“间接行政控制”(IB)、“自由放任的市场协调”(ⅡA)和“有宏观调节的市场协调”(ⅡB)等四个类型的分类法被与会者认同。多数学者认为,ⅠA和ⅡA都是不可接受的。中国改革只能在IB和ⅡB之间作出选择。

  早在1985年7月对中共全国党代表会议将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1986-1990年)的建议》草稿的讨论中,有的经济学家对该《建议》单向突出搞活国有企业的改革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一个由多种元素组成的有机整体,“它的基本环节是三个:(1)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2)竞争性的市场;(3)以间接调节为主的宏观调节体系。这三方面的改革要同步前进。” 这一建议为代表会议接受,在《建议》中做出了如下的论断:“建立新型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主要是抓好互相联系的三个方面:第一,进一步增强企业特别是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活力,使它们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第二,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的商品市场,逐步完善市场体系;第三,国家对企业的管理逐步由直接控制为主转向间接控制为主”。 这为市场取向的改革树立了较为清晰的目标,意味着中国领导人选取了“有宏观调节的市场协调”(ⅡB模式)作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

  不过,后来事情发生了变化。1986年10月以后,当时的领导人越来越倾向于认为,价格问题不可能在短时期内解决,搞活企业才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出发点和立足点。而且指出这是中国改革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不能动摇;只有在解决搞活企业这个大前提的情况下,才能解决财政、价格、工资、税收、计划的配套问题。此后,在国有经济中推行企业承包责任制就成了改革的主线。

  在这样的情况下,形成一个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就成为必须重新考虑的问题。经过国家计委和国家体改委等领导机关的反复讨论,党政一线领导决定采纳国家计委研究机构领导成员提出的“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或“国家掌握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计划与市场相结合”模式建议,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运行机制”确定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国家按照自己的意图运用一整套协调财政、金融、税收、外贸和外汇等的选择性产业政策去改变市场参数,再由这个在政府管控下的市场去“引导”企业做出经营决策。

  不过这样一来,改革的目标模式也就由“有宏观调节的市场协调”模式,退回到了“间接行政控制”模式。

  这种情况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才发生了改变。

  在1991年10月到12月中共中央召集的讨论国内国际重大问题的系列座谈会上,与会经济学家在与江泽民总书记的对话中,令人信服地论证了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的必要性。 接着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推动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终于被中共十四大确立为中国的改革目标。根据中共十四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朝野的众多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提出了如何进行改革的建议。中共中央在研究和采纳有关建议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1993年11月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这一《决定》,就把十四大确定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和基本原则加以系统化、具体化,是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也是90年代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对改革开放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关于工业化道路和增长模式的大讨论

  第二个例子,是参与中国应当选择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和经济增长模式的大讨论。

  主要依靠投资支撑经济增长造成的种种严重问题长期困扰着中国发展。虽然“九五”(1996-2000年)计划提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要求,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增长方式没有实现计划所要求的根本转变。21世纪初期,我国城市化迎来了一次新的高潮。各级政府通过土地批租,手中积累了大量资源。于是,一些地方据此进行大规模投资,掀起兴建以造大城为主要内容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的热潮。与此同时,一些经济学者根据“工业化的后期阶段将是重化工业阶段”的所谓“霍夫曼定理”,为产业重型化找到了理论依据。

  这种用海量投资提振增长速度的做法和“重化工业化”的说法,受到一些经济学家的质疑。他们指出,所谓“霍夫曼定理”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科学定理,而只是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Walther G. Hoffmann)根据某些西方国家工业化早期和中期阶段的经验数据进行外推提出,但被后来的实际发展所否定的一个假说。事实上,从19世纪末期开始,先行工业化国家逐步实现从早期增长模式向现代增长模式的转变,工业化中后期的产业结构特征并不是重化工业的兴起,而是服务业的兴起。而工业化道路的偏离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进一步恶化,将在中长期导致严重的后果。

  两种观点对垒,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于是,选择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和经济增长模式,就成为“十一五”规划必须明确回答的重大命题。为了厘清问题, 50人论坛在2005年4月25日召开了以“‘十一五’规划与转变增长方式”为主要议题的第14次内部研讨会。在这次会上,首先由参加“十一五”制定工作的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司长杨伟民介绍了拟制“十一五”规划的主要思路和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考量。我本人随后围绕研讨会的主要议题做了主题发言。然后,多位论坛成员和论坛企业家理事会成员发表了自己的评论。尽管角度和关注点不同,但经过热烈的讨论,大家对中国“十一五”时期的重要任务也有了更清晰、更深刻的认识。随着向社会传播这一观点,以及对中国未来工业化道路和增长方式选择问题的讨论的日益深入,主张要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经济学家、政府官员和社会人士越来越多。

  在政、产、学三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十一五”规划最终确定以推进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

  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批准“十一五”规划以后,经济学界继续为廓清“十一五”规划执行过程提出的理论问题而努力。其间,50人论坛成员蔡昉教授提出,后来为学界普遍认同的两个“刘易斯拐点”的理论,以及中国即将迎来第二个刘易斯拐点,富余劳动力无限供应即将消失的论断,就是一个突出的事例。从2004年开始,许多媒体就报道了一些地区出现的“民工荒”的情况。蔡昉教授经过在全国各地的实地调查和深入的理论分析,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07年7月的“田横岛论坛”上,提出了“中国经济迎来刘易斯转折点,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的观点。

  蔡昉教授的这一研究,不但具有实际意义,而且具有理论意义。就前者而论,他较早提醒各界关注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发生的必然性变化,甚至可以说为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新阶段提供了经验背景。就后者而言,它深化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A.刘易斯(William A. Lewis)提出的二元经济和劳动力转移理论,因此,蔡昉教授的论说受到好几位国际著名经济学家的关注,并且受邀在国际经济学会的圆桌会议上发表演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已故斯坦福大学教授青木昌彦教授对蔡昉教授的研究成果表现出了高度重视。如同大家所知,青木昌彦教授2015年3月在北京的几个重要论坛上发表过一篇题为《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比较经济学观察》的著名论文 。青木昌彦教授在论文中指出,从供给侧观察中国经济发展可以发现,富余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转移的过程(他把这一过程叫做“库兹涅茨过程”)已经趋于结束,因此,必须通过技术创新和体制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TFP),这才是可持续增长的唯一源泉。从青木昌彦教授的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在与蔡昉教授频繁交流中形成的思想。

  为研制改革总体方案提供学术支持和工作建议

  第三个例子,是为中共十八届三中全制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供学术支持和工作建议。

  2012年11月的中共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了新一届中共中央委员会,做出了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决议。紧接着,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要深入研究全面深化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表”。

  习近平总书记的上述要求,无异于给关心、支持改革的人们一道号召书和动员令,鼓励他们积极参与这一关系国家命运和前途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的研究制定工作。

  50人论坛的成员也采取了积极的行动。2013年2月召开的论坛年会,就以“改革的重点任务和路径”作为主题进行讨论。论坛成员吴敬琏、郑秉文、曹远征分别做了“当务之急:研究制定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方案”“未来十年社会保障的改革重点和改革路径”“价、财、税配套改革”的主题发言。会议建议采取以下的步骤来研制改革的总体方案:问题导向,探寻造成矛盾的体制原因,提出需要改革的项目;市场经济的子系统,例如财政、金融等分类汇总需要进行的改革,提出各子系统的改革方案;经过筛选,将各方面提出改革要求汇编成一个“最小一揽子改革方案”。

  年会之后,根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的要求,50人论坛组织论坛成员对一组改革课题的研究,它们分别是:《改革:总体思路和当前举措》(吴敬琏负责),《城市化、农民进城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统筹思考》(周其仁负责),《界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与其相关的改革建议》(吴晓灵负责),《社保体制改革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宋晓梧、蔡昉负责),《中国资本账户开放与管理的顶层设计:路线图与时间表》(曹远征负责),《国有资产资本负债管理体制与国有资产所有者代表机制的改革》(李扬负责),以及《保护私有产权,发展民营经济,打破国有垄断相关制度改革与政策调整建议》(魏杰负责)。

  这七项研究课题,都是中国改革所面临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学者们在各自熟悉的领域进行了深入调查和细致研究,写出了研究报告初稿。然后经过4月6日论坛第47次内部研讨会的讨论,最后形成定稿,送交即将建立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小组参阅。

  改革开放正未有穷期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既高屋建瓴地提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又谨慎务实地规划了经济、治理、文化等多方面改革的具体步骤,是一个思想缜密、措施得当的纲领性文件。因此,它受到朝野内外的普遍赞誉和支持。

  不过我们也清醒认识到,通过一个好的决议并不意味着改革立即大功告成。全面深化改革必然面临种种阻力和障碍,它们既来自旧的意识形态,也来自权力寻租特殊既得利益者,还有来自不断变化的内外部环境。面对这些阻力和障碍,必须像中共十八大以来一再重申的那样,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努力地推进。

  改革开放四十年,尽管有波折甚至回潮,但历史的大逻辑决定了它还是要沿着市场化、法治化、民主化的取向前行。回首四十年,经济改革的主题是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不断调整,是沿着“商品经济为辅”到“决定性作用”的方向前进。凡是市场取向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的时期,经济社会都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人民生活质量也有显著提升。但有时会囿于旧有的概念和口号,出现摇摆甚至倒退;也会以文件落实文件,在原地踏步,走了弯路甚至回头路还茫然不觉。这种状况必须得到改变。当出现这些负面现象的时候,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消除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实现效率的提高、结构的改善和持续的发展。

  从经济改革来说,我们就面临着坚决执行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总体规划的重大而艰巨的任务。

  第一,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仍然是改革的核心任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从政治、经济、法治等多方面下手。保护产权、厉行法治都是题中应有之义。目前仍然存在的大量行政保护、政商勾结以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也必须通过竞争政策的完善和执法体系的加强加以消除。

  第二,党政领导机关要在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和提供有效公共服务等方面认真负起自己的责任。当前政府在“放管服”改革方面已经取得一些进展。现在需要注意的,一是要防止回潮,二是改革要继续向纵深发展,更大范围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和政府职权正面清单,真正做到“法无禁止即可为,法无授权不可为”。

  第三,国有企业改革要力求披荆斩棘,通过深水区。目前国有企业依然掌握着大量重要经济资源,并且在许多行业中处于垄断地位。保持和强化这种格局难免压缩其他经济成分的生存空间,妨碍公平竞争市场的形成,并使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率难以提高。如何根据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要求实现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并按照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实现国有企业管理从“管人管事管资产”到“管资本为主”的转变,还有一系列认识问题和实际问题需要解决。

  第四,继续推动对外开放,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开放促改革的发展是中国改革的一条基本经验。在当前反全球化的潮流在个别群体中流行的情况下,中国必须积极落实中国领导人向国际社会提出的倡议,反对各种保护主义,放宽外资市场准入,促进公平竞争,建设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网络。自贸试验区是具有全局意义的试验,其重大意义并不在于给予某些地区政策优惠,而在于营造市场化、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进一步释放开放红利。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验一再证明,改革实践需要改革理论的指引和支撑,理论和实践必须携手共进。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立二十年来,论坛同仁秉承公益性、独立性的理念,聚焦政策研究,对于中国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都能有声、有为,贡献自己的一份思想力量。在今后的改革开放征程中,我们仍将秉持论坛成立时的初心,兴独立思考,引源头活水,纳百川入海,为人民再立新功。

  总之,改革正未有穷期,让我们共同努力!

                                             吴敬琏

                                              2018年8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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