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民营经济内参》2016年第12期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

　　中国过去三十几年的经济发展，主要靠出口和投资两驾马车。在制造业反映到两大块：第一块就是东南沿海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低技术、低成本、低附加值，产品只要一生产出来就到国际市场上去了，做得非常成功，东南沿海低端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支持了我国的出口这驾马车。同时还有另外一块主要是东北、西北，资源型的重工业，投资品、高铁、玻璃、建材、基建装备等等，支持了我国的投资扩张这驾马车。那些地方过去做得很好，我们大家都记得在过去10年东北、西北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全国平均增长。

　　但是现在这两个支柱产业都出了问题。第一个，东南沿海的制造业出了问题，因为劳动成本开始上升，劳动力开始短缺，他们已经失去竞争力。第二块，东北、西北制造业、重工业，过剩产能的问题非常突出。
                       中国正面临“中等收入陷阱”
　　一定意义上来说，我们今天碰到的问题就是很多学者说的中等收入陷阱。我们早期的发展靠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个转移的效率提高非常明显。一个农民每天生产的数量和到城里生产的数量完全不一样，他只要挪一个地方经济就发展了，收入就提高了，所以这个效果非常好。我们过去发展非常快，成本非常低，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但是正因为我们过去做得很成功，发展很快，一下子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就不太多了。收入水平当然提高了，但是成本也提高了。不光是工资水平提高、租金提高、能源价格提高，所有的投入品价格都提高了，所以过去有竞争力的行业和产品现在一下子失去竞争力，不行了，这个就是中等收入陷阱。

　　你到了这个水平之后，还能不能走下去，就看你自己的本事。关键看能不能产业升级，能走上去，你就变成了高收入经济；走不上去，你就陷在这里头，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我们今天碰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30年前，我们周边这些经济体像韩国、台湾、香港，他们当时面对的是同样的问题。

　　这三个经济体都走过来了，走的路子完全不一样。但是他们有一样的地方，就是发展出了高附加值、高技术的产业。在高附加值、高技术的产业，成本高一点无所谓。所以这样经济可以继续发展下去，可以保持竞争力。同时第二个共同的地方，就是他们保持了充分就业。

　　创新、创业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如果乐观地来看，我们国内有很多新兴的产业已经起来了。在全国我们大家都经常听说的公司，比如说像华为、中兴、海尔、联想以及其他一些家电公司，包括互联网公司，阿里巴巴、腾讯、百度等等，还有很多我们叫不出名字的，这些企业都很有创新性。包括三一重工做得也不错，在国际上有竞争力，而且随着成本的上升，它能够生存，而且能够保持竞争力，不断地发展。所以，我并不是那么悲观。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这些企业加起来还不够多，规模还不够大。所以，如果前面两个支柱产业不行了，新的支柱产业还不够大，那么下一步到底能不能迈得过去，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下一步的关键问题就是看能不能创新、创业。

　　我们新的支柱产业的形成，还需要一段时间。所以在短期内我们经济周期下行的时候，政府采取一些宏观措施，货币政策扩张、财政政策扩张来稳增长，这个是有可能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分析师预测，这个季度触底回升，下个季度触底回升。但是任何这样的触底回升都只是暂时性的触底回升，不会是可持续的触底回升。什么时候我们的下行压力真正减弱，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核心的考验是我们是不是已经形成有规模的、有竞争力的、新的支柱产业。这个是我们现在面对的最大的考验。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简单地看一下经济增长一段时间保持下行的压力，在这个经济当中我们还碰到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增长速度在不断下行，但是同时我们看到总要素生产率在不断降低。总要素生产率，简单来说就是一个经济当中效率提高的速度。什么支持经济增长?一个是投入品，一个是投入品的利用效率。投入品越多，增长速度越快。如果利用效率越高，生产率越高，那么经济增长速度就越快。我们现在的问题是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回落，但是更明显的回落是我们的投入总要素生产率在下降，或者不怎么增长。我们传统的说法叫粗放型发展。粗放型的发展为未来可持续增长埋下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1994年美国的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东亚奇迹之谜》。当时大家都觉得东亚经济都做得非常好，但是他认为东亚经济做得有一点问题，经济尽管在扩张，但是主要是靠资本的大量投入，也就是靠投资推动经济增长，不是靠生产率的提高来推动经济增长。他说这是有问题的。为什么?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前苏联的例子。前苏联在建国以后，在上个世纪20年代、30年代包括40年代，增长速度在全世界都是领先的，超过很多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当时国际媒体曾经有很多人说，苏联这个模式好。所以，二战结束的时候，有很多发展中国家，虽然他们没有选择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他们选择了计划经济的体制。比如印度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是一个民主国家，但是印度曾经有一套非常强大的计划体系。为什么?就是他们觉得苏联这个做得好。

　　中央计划的一个很重要特征是资源动员能力很强，要搞什么都能搞成，要投什么什么就发展。用我们中国今天的话说，这个是举国体制。克鲁格曼发现前苏联这样的发展模式里头有一个巨大的弊端，就是没有生产率的提高，只是大量的资源投入。大量资源投入的一个直接结果是投资的边际回报下降。边际回报就是每增加一个单位的投资，你的产出是多少。前苏联随着时间的推移，同样单位的投资品能够带来的产出的量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而且他的分析认为到1980年前后边际回报几乎就为零了。也就是说，投资投到一定的水平以后，新的投资已经不能带来新的GDP的增长。他认为后来苏联的解体跟这个经济没有回报，撑不下去了，其实是有关系的。

　　我们现在有一点这样的问题，你没有技术进步，只是在靠投资不断地拉动。而且我们的经济数据当中同样可以看到这个问题，用GDP来衡量的单位投资的产出越来越低，过去这几年是明显的直线下降。这可能意味着：第一是我们过去的增长模式很难持续下去，第二是我们现在只能靠通过改革，甚至通过支持创新和产业升级来支持、保持我们的中高速的经济增长。

　　体制转换是创新、创业的核心问题。到底要改什么?到底怎么样支持创新?我们国家的创新其实挺多的。最近我到各个地方去做调研，我们看到很多很有意思的公司。即使从地区来说也有很多新的发展。而且现在称为创新比较热的几个地方，大概都是我一开始没有想到的。如果10年前问我中国哪几个城市的创业、创新、研发会做得比较好，我可能会说北京、上海、西安、武汉，因为这些地方科研机构比较多，大学比较多，人才比较集中。但是今天我们看做得比较好的是，深圳做得比较好，但是深圳其实没什么高校。总体上来说，深圳创新、创业这种环境确实完全不一样。我觉得我要是年轻20岁，我也到深圳创新去。我们跟很多企业交流、跟银行交流、跟政府交流，环境真的不一样。政府为企业服务，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各种融资的渠道，创业的人也在那里。

　　我们碰到一个武汉人在深圳创业，问他为什么到深圳去创业?他说，第一是深圳市政府真的会为他们提供服务。他说，你能想象我晚上10点钟给政府官员打电话，他会接电话，会真的帮我解决问题。第二，他觉得非常好的是金融服务的渠道非常多。我们知道创新需要特定的融资渠道，有的需要银行贷款、有的需要天使基金、有的需要上新三板。在深圳什么都有，基本上都非常齐备，而且他觉得银行的服务也非常好。第三，他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创新创业的人待在一起。

　　他给我举了一个例子，他跟几个朋友在一个园区里头，有的时候吃饭一起、喝咖啡一起，在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产生了很多的机会。因为有的是做差不多的行业，有的是做产业链上下游，很多机会都聊出来了。他说，我一个人创业，能做出什么来?当然也不是说不可以，马云就是一个人带着几个人在杭州做出来的。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要聚在一起，他会有更多的想法爆发出来。

　　深圳做得很成功。我们正好前一段时间去深圳，我们跟政府调研，为什么大家都觉得政府做得好?他说，我们除了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以外，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那么多国企的包袱，我们就是搞经济。深圳原来是一个小农村，没有这种包袱。后来我去东北之后不是很乐观，觉得一个城市被一个公司全绑在一起，只要这个公司出了一点问题整个城市都不行。最核心的问题是如果这个企业不行了，它不能退出，不能退出是最大的问题。

　　第二个让我比较吃惊的就是杭州。杭州的创新环境也很好，现在很多人都到杭州去创业。杭州为什么做得好?我觉得主要是因为阿里巴巴比较成功。阿里成功了以后，周边发展了很多创新创业的人，都是为阿里巴巴服务的。现在发现了一个新的现象，很多阿里的员工都退出来自已创业了。在阿里做了几年，他们觉得马云能做得这么成功，我也能试一试。所以这整个氛围确实比较好。最近政府也开始发挥很大的作用，包括搞梦想小镇，做很多投资基金。我觉得杭州有可能有很大发展潜力，但是一开始我也看不出来它是特别有潜力的地方。

　　第三个让我比较吃惊的地方就是贵阳。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了解过，贵阳做大数据。我说实话，要是5年前跟我说贵阳做大数据，我肯定当场就把他给否了。我看不出来贵阳这个地方能做什么大数据的产业发展，但现在已经初步形成规模。这当中完全是政府推动，最后做出来的。未来能不能真的成气候，现在下结论还太早。但是确实从目前来看，态势非常好。政府就是利用那样一个本来很难发展任何产业的地方，愣是靠支持把它给做起来了。

　　但是我们值得问的并不是深圳因为整个市场环境比较好，把创投给开发起来了；或者是杭州因为这样的一个民营企业自己发展起来之后把创投给带起来了；又或者是像贵阳这样的，通过政府推动整个产业就起来了。我们更值得问的是，为什么像西安、像武汉，像这样的地方创投没起来?当然我不能说完全没起来，有一些企业像西安的光机所，做的创新、创业非常好。但是它们作为一个地区、一个城市，为什么没有发展起来?我觉得确实跟我们的经济结构、经济制度当中的一些问题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当初我们很多地方不保护知识产权，过去我们知道生产、发明出一个产品，第二天所有的乡镇企业都能够复制一个出来，那还有谁去创新?就没有创新。外国企业、外国投资者过去抱怨中国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他说你们中国人看上去知识产权很多，但是每一个知识产权看上去都像很眼熟的样子。很多知识产权引进来改头换面做一个小的改变，就去做了。过去这不见得是一个大的问题，因为发展水平还没有那么筒，创新、发明相对来说水平低一些，应用的程度高。但是未来这个问题可能要解决。

　　这里头也涉及到金融体系改革的问题。我们现在的金融体系以银行为主给企业贷款，而且主要是给大中型企业贷款。我们现在的金融体系显然不太符合支持创新、创业的融资需求。

　　我们的经济当中无论是看东北、看西安，哪怕是看上海，上海有一些做得比较好的——张江，但是总体上还是不如杭州和深圳。总体上来看，我们下一步经济增长要靠创新、靠创业、靠产业升级，核心问题还是要把我们的体制给转换过来，把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过渡。这样的话，问题就是，我们到底要做什么?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这么宏大的一个改革方案，涉及各个方面。十八届三中全会方案一出来，大家的信心一下子到了高点，觉得力度非常大，面非常广，改革思路非常彻底。改着改着信心就慢慢下来了，并不像我们原来想象的那样，以为这个方案一做出来以后就全部都落实了，现在看起来不完全是这样。当然并不是说现在没有信心，信心还是有的，但是这个信心没有像过去刚刚出来的时候那么高了。这个改革方案要解决的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里头有一条就是，在2020年之前这些关键领域的改革要取得根本性的突破，大概的意思基本上要完成这些改革，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让市场机制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本文根据作者最近在君联资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稿整理，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