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搜狐财经
8月15日，在《比较》编辑室和中信出版集团经济学出版社组织的“金融与实体经济研讨会” 暨《从攫取到共容：金融改革的逻辑》首发式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陈清泰表示，不应牺牲金融企业利益支持实体经济。
以下为陈清泰讲话全文：
第一，中国进入经济转型期
进入转型期后，一些曾经辉煌的产业处于衰退期，实体经济普遍出现融资难融资贵的现象，相当严重。中小企业短期贷款利率可以达到20%。与此同时，利润大幅度向金融业集中，优秀人才也向金融界集中。社会上普遍出现了远离实体经济的结果，而且这种现象在继续蔓延。这是特别值得关注的。在中国工业化没有完成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
实体经济在中国依然是基础性的部门。现在实体经济进入调整期，金融体系应该通过改革支持实体经济渡过调整期，应该改变攫取性的状态。现在在压缩过剩产能、淘汰落后产能中如何能够得到金融业支持；从规模导向转向技术创新中如何得到金融业支持，这些问题有进展，但没有完全解决。
目前这一轮产业结构调整是改革开放之后最大规模，也是对未来影响最深的调整，关乎中国经济未来。
第二、经济增长的概念正在发生变化
如果说，经济扩张阶段的增长基本是各个企业增加值的总和的话，那么进入创新驱动发展阶段，则是高效率产业、企业的产生和扩张，抵消低效率产业和企业的萎缩与关闭后的增量。这时，高效生产力不断取代低效生产力；高效企业取代低效企业；高效率的就业岗位取代低效率的岗位将成为常态。
实现可持续的增长，就要创造条件鼓励既有企业的技术进步和新兴企业的崛起及扩张，同时为曾经辉煌但已落后的企业开启退出通道。目的是使失去竞争力企业占有的有效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和土地等流向高效率的部门，确保全社会资源的平均效率始终处于上升之中。就是说，高效生产力不断产生和扩张，落后生产力不断萎缩和退出将成为常态。这一切与金融体系有密切的相关性，中国的金融业做好准备了吗？
当前，投资驱动时期的主导产业及其关联的部门的衰退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境外转移是GDP增速下降的直接原因，它的影响还将继续。此时如果不能通过创新不断培养出能发挥引领作用的行业以10-20%的高速增长，很难在弥补某些产业衰退后还能保持中高速增长。
第三、观察经济增长的指标体系和政策着力点应当调整
当期的GDP是创新和经济转型滞后的变量。通常，一项创新和改革在完成很长一段时间，比如5年或10年后才能体现到当期的GDP，就是说企业今天的表现恰恰基于几年前埋下的种子。因此无论对政府部门还是对企业的考核不应仅关注当期的GDP这样的一个结果变量，更应该关注影响未来竞争力的重要变量，如制度环境的改善、研发强度变化、主导产业与接替产业的转换和发展状。
第四，金融体系应该支持实体经济
重要的是通过政策杠杠来调控，使金融部门在支持实体转型发展中获得应有的回报，而不要他们承担社会责任来支持实体经济，这样才能使金融部门有动力推动金融创新，而不是以牺牲金融企业利益来支持实体经济。从一定意义上说，经济转型有赖于资本配置的转型，资本配置转型的进展将决定经济转型的进展。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是支持技术创新和新型产业的发展，以培育新的产业增长支柱，另一方面是支持曾经辉煌的产业转型和升级。应当支持企业的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应该支持中小企业的融资、特别是科技型中小企业，应该支持新型产业的发展，帮助他们度过产业化的困境。比如像电动汽车在产业化初期的时候，没有一定生产规模就无法降低成本，成本降不下来市场规模就不能扩大，没有良好的技术表现，就难以赢得市场，没有市场规模的扩大，你的技术就得不到考验，等等，这个过渡期是烧钱的过程。
金融应该支持企业技术改造和并购，金融应该参与产业和企业的淘汰和退出。产业和企业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大的变化，直接融资的需求在快速上升，融资方式也正在多样化。金融体系应该加快改革适应需求，否则很难实现中高速增长。
第五，发展多样性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非常重要
我们选择了创新发展，就要宽容失败，包括金融。就要承认从技术的研发到突破到产业化是一个烧钱的过程，还要承认他不同于投资驱动，收益对投资来说有一个滞后期，没那么快。但是政府和金融部门不能只要结果不要过程，因此发展多样性金融机构和金融产品以适应不同发展阶段的需要，这是非常重要的。比如风险投资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弥补了银行贷款的失灵，更不可忽视和替代的是，它针对各类项目的市场判断力和专业化筛选能力，以及对于创新企业在治理结构、决策、改进管理等方面的辅、服务和引领作用。
比如2008年，以色列的人均风险资本投资是美国的2.5倍，是欧洲国家的30倍，是中国的80倍，是印度的35倍。正是风险资本的大规模进入，才使以色列成为世界“最创新的国度”。对新兴产业的选择，对新兴技术的认定不是政府的所长，因此要充分发挥资本市场价值发现的能力，资本配置和监管的能力，以及包括股权在内的激励机制的作用，这是经济转型的关键因素。
应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针对创业的不同发展阶段，量身定制相应的融资工具，形成不同的融资方式、融资机制和退出通道。
第六，市场经济体制健康运行必须建立良好的破产制度
好的破产制度与现代企业制度、现代审计制度、良好的公司治理一起，是当前中国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最重要的课题。受传统体制的影响，我们对破产抱有偏见，总体上来说，是抱以拒绝的态度，甚至谈破变色。破产对企业而言，是企业组织结构调整的终极形式，是自负盈亏的一种极端结果，是优胜劣汰的一种极端现象。破产意味着无论所有者、经营者，债权人，都要承担各自行为的后果。这种强约束可以保驾经济质量的提升。
建立破产机制的初衷是保护债权人，在债务人状况极度恶化，资本金消耗殆尽的情况下，防止债权人权益再度损失，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破产和破产重组。所有者和债权人的损失不是破产本身造成的，相反恰恰是在资本损失已经不可挽回，企业已经无力回天的情况下，通过破产制度阻止债权人损失的继续扩大，这几乎是债权人唯一的选择。
破产对破产企业所有者而言是颗粒无收，这就是他们对企业经营不善必须承担的后果。这将促使所有者更审慎地对待投资决策，更慎重地选择经营者，避免已经出现的超常规产能过剩。
破产不一定走到清算这一步，在及时发现问题果断采取措施的情况下，通过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和解，以破产重整实现再生的案例并不少见。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通用汽车公司和日本航空就是近期的案例。
政府不欢迎企业破产，甚至阻止企业破产，他们是怕造成社会的不稳定。而银行不愿意企业破产，我想他们担心的是不良债务的窟窿被捅破。在大规模结构调整、企业流动性增强的情况下，金融债权人必要时应当利用破产和破产重整工具来保护自己的权益。
现在的扭曲让人感到莫名其妙，破产是保护债权人的，而我们的债权人恰恰最怕破产，为什么？愿因就在于我们现在的激励机制有问题，谁也不愿意在自己的任上把窟窿捅破，就就好象“击鼓传花”。这就带来了社会上破产企业数量很少，但出现的是跑路企业，或者是僵尸企业，这种现象是很不正常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