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于11月3日下午，在浙江大学做了“努力确立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演讲，就什么是中国经济新常态，是否已经进入新常态，经济减速条件下两种应对政策的比较，通过着力推进关键领域的改革，促进效率提高和结构优化等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以下是吴老演讲内容的摘要。

 

               现在的情况是旧常态已经打破了，新常态还没建立

 

        吴敬琏说：中国经常出现这样的问题，当一个概念经过讨论确定以后，大家就都在说，但它的内涵和外延却渐渐模糊起来。中国到底是否已经进入新常态，其实有很多讨论意见。旧常态已经被打破，这是共识。所谓旧常态大体上就是一个高增长、低效率，靠大量的投资支撑的这么一种经济增长。那是不是我们已真正进入了新常态呢？这有很多种意见，这就牵扯到对于新常态怎么理解。大体上是两种，一种意见认为我们已经进入新常态了，现在就在新常态下运作。这种意见对新常态的理解大体上是速度降低了，已经不是高速度了，是中速甚至是低速，这个理解在我看来有点问题。因为速度下来了，如果效率没有得到提高，这是维持不下去的，成不了常态。所以在我看来，现在还没有新常态，我们是正在努力要进入新常态。现在的情况是旧常态已经打破了，新常态还没建立。在什么情况才能成为新常态呢，我认为就是由较高的效率支撑的中速或者低速发展，这才能是一个真的新常态。

 

          不能再用“三驾马车”的分析框架分析中国宏观经济中长期走势

 

        吴敬琏说：经济学这些年在分析中国宏观经济，特别是分析中国中长期走势的时候，通常用“三驾马车”来分析，认为中长期的增长是靠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出口需求决定。这是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但是我们现在普遍地把它用来分析我们的中长期发展。在经济学上用错了分析框架是致命的，分析中长期走势应该要用生产函数。生产函数理论认为，决定经济总量增长基本上是三个因素，一是新增劳动，二是新增的资本，第三个因素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旧常态主要是靠投资，靠寅吃卯粮，靠海量的投资来支撑高速增长。当然还有一些次要的因素，一个因素就是新增的劳动力，就是蔡昉教授说的人口红利；第二个因素就是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效率提高；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结构变化的因素，就是全球化、工业化，大量的农村的劳动力和农用的土地和荒地变成了工商业。但是所有这些因素现在正在消失，于是增长率就下来了。为什么增长速度下降了？因为“三驾马车”无力，就要想办法让“三驾马车”重新能够拉动中国这个车。所以每一次出现速度下降，最后就用“三驾马车”的分析办法，结论就是增加投资。每一次都是如此，2009年以后，以及2012年以后每年都这样，这不是个办法。新的常态一定要找到新的增长动力，或者说能够支撑增长的因素。上个世纪90年代已经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提高效率。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好，关键就是提高效率，提高附加值，提高盈利性，找到新的动力。把这个原理弄清楚了才能进入新常态。

 

                 应对经济减速要把主要的力量放在推进改革上

        这两年经济减速非常明显，GDP年增长率从接近10%往下掉，今年第三季度7.3%。这种形势之下就提出各种应对的办法，大体上有两种应对办法。

        第一种应对办法就是采取强刺激政策。最典型的就是2009年，所谓4万亿投资，10万亿贷款，放松银根，增加投资，拉升GDP增长速度。采取这种办法的好处是能够在短期内提升增长率，09年这个4万亿和10万亿贷款一下去，马上就反弹。坏处就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而且它造成一种假象，使得企业都不愿意努力去提高效率，使得经济增长方式转型被延迟了。1995年制定第九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就提出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但是后来出现了反转。“十五”期间城市化加速，城市化本来是应该加速的，但是由于我们是政府主导，政府掌握了大量的投资，土地的收入几十万亿，甚至上百万亿的资金掌握在政府手里，用海量投资去支撑高速度，于是就出现了一个高潮，叫做中国进入了重化工业化时代。“九五”计划规定的转变增长方式就整个变化了，你大量的注入，但资源是有限的，结果就寅吃卯粮，债台高筑。战后的危机都是资产负债表危机，西方国家资产负债表的危机主要是高消费和高福利，而中国的杠杆率提高主要原因是因为企业和各级政府负债超量投资。杠杆率太高了以后，在某些环节碰到某种事情就会出现偿债危机。而且这是可以传导的，产生连锁反应，一家跑路，为其担保的人马上就出了问题，一家破了产，另外一家资产就要减值。如果总体的负债率太高，一些具体环节出现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就加大。如果这个数量太大了，就会形成系统的危机。出现了系统性危机，你再大的财力都管不住。美国这样财大气粗，但出了系统性的风险也一样，在2008年还是出现这个问题。所以这种办法不是个好办法。

        第二种办法就是在当前的情况下，在控制不要发生崩盘，不要发生系统性危机的条件之下，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主要的力量放在推进改革上，因为只有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改革才能搞一个好的体制，才能提高效率，才能优化结构，才能建立新常态，我个人是赞成这后一种办法的。

        对于优化结构，吴敬琏说，我不大赞成“调结构”这个说法，因为调结构这个说法它隐含的主语是政府，政府怎么可能知道哪一个结构是好的呢？我们所谓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花了多少钱？现在我们过剩的产业，什么电解铝、钢铁，那不都是有保有压保出来的么？

 

                    要采取一些措施来堵塞漏洞、降低风险

 

        对第二种方法的第一个质疑，是说现在的风险是不是可控，你能不能控制它不至于发生系统性的危机？我认为是可控的。现在宏观当局，财政部、中央银行都说，虽然现在杠杆率太高，特别是地方政府尤其是企业杠杆率都太高，这当然是有风险的，但是总体可控。我认为他们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总体是可控的。问题是这个总体可控不是你坐在那儿、躺在那儿就可控的，要想一些办法去实现可控。我国宏观当局的专业水平相当高，加上政府威信比较高，中国老百姓也认为政府有这个能力。采取行动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靠宏观当局政策上的调控，但是在负债率这么高的情况下，光是靠宏观经济政策松松紧紧，还是要很慎重。我认为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堵塞漏洞、降低风险。

        第一条，要停止回报过低或者是没有回报的无效投资。有一种说法我觉得是有害的，说基础投资建设不是无效投资，因为东西在这儿。这完全不是经济学的思考方法。日本有过教训，日本在86年以后就出现了这个情况，为了提高增长率，就乱投资，修了很多公路，修了很多桥，根本就没有车的，结果酿成最后的崩盘。我们现在也需要认真地去分析，要选择有回报、回报高的投，不要乱投。

        第二条，要停止对“僵尸企业”的支持。这也是日本的教训，现在各级政府要维持一些“僵尸企业”，用贷款、政府补贴、用政府给它资源来维持，实际上这些企业要起死回生是没有希望的，这样只会加大风险。

        第三条，就是动用国有资本偿还国家的或有负债。最初出现的或有负债就是社保基金缺口。这种或有负债最好把它还了，这样资产负债表负债率就降低了。而且这是有法有据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上明确地写要拨付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在小范围内也做了，如上海市把上海家化卖了，用这个钱充实社保基金。

        第四条，就是对资不抵债的企业实施破产或者破产保护下重整，停止对偿债的刚性兑付，化大震为小震，把这个风险通过小震释放，就不至于一下子出现大震。

        最后一个建议就是要盘活现在由于粗放增长造成的死资产。现在各级政府都出现了死资产，如各地都有大量的房地产死在那儿，负债就在账上，要想办法盘活。再如差不多每一个县都有开发区，这些开发区大都是晒太阳的，这些东西总要想办法盘活，就能把杠杆率降下来。

        通过以上这样的措施，再辅之于灵活的货币财政政策，为实现宏观经济基本稳定，防止系统性风险的发生是完全能够做到的，这样，我们就可争取时间推进改革。 

 

                   改革一定能从根本上解决我们面临的挑战 

 

        吴敬琏说，对第二种方法的另一个质疑，是改革能否解决问题。从这几年的情况来看，改革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我们一些问题，解决我们面临的挑战。有的经济学家说，我们经济没有8%以上的增长率就不行，我们也有这个能力维持20年8%以上的增长。后来就争论是7%，还是7.5%，后来达成了妥协把增长率定在7.5%左右，现在看起来7.5%也是保不住了。也有这种意见说7%、6%也没问题。那么为什么要增长率一定要达到7%、7.5%、8%？因为要保就业。其实，我们不能把就业的增长情况和GDP的增长情况看成是线性关系。因为增长有个结构问题，不同的行业对就业率的影响不一样，有的行业增长1%，它的就业可能很高。有的行业增长1%，它的就业很低。我们最近三年增长台阶是一路往下的，就业的状况却是一步一步上升的。去年增长率从前年7.8%降到7.7%，更早一点是从9%、10%降到了7.7%，但就业的情况空前好，去年原来期望值新增城镇就业900万，实际完成情况1310万，超过了预期值45%。今年前三季度比去年还好一点，今年增长率又下了一个台阶，但是就业情况仍很好。直接的原因是服务业加快了发展，根本的原因是实行了“营改增”和工商登记便利化。

        发展服务业，一是要让农民工变成市民，它的内涵就是说让没有技术、知识水平很低的劳动者变成有知识、有技术的劳动者。二是要实现我们制造业的服务化，或者用通俗话来讲，就是产业链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IT产业最明显了，它早就服务化了。三是要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四是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整个国民经济，而信息产业从本质上说，或者说它主要的成分是服务业。所以，总而言之就是要发展服务业。但是很可惜十一五期间没有做到这一点。

        这两年变了，服务业发展加快非常明显，去年开始第三产业第一次成为中国的第一大产业。为什么这两年就变了呢？这是从十八大前开始的，十八大后更进一步推广的两个改革，一个改革就是营业税改增值税。第二个改革就是从深圳开始，后来广东全面实行的工商注册便利化，本届政府把它变成改变政府职能一个很重要的内容。让工商登记便利化，降低门槛，简化手续，简化对资本金的考核，使这两年新登记的工商户在有些地方都是增长百分之几十，上海更突出。

        以上这两项改革只是全面深化改革序幕期间的“小试牛刀”。我认为提高效率的余地是很大的，“小试牛刀”尚且能够起这么大的作用，全面深化改革以后肯定能促进经济效率稳步提高。结论就是第二种办法是可行的，我们要努力促成这一点，那就是要执行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决议，大力地推进改革。从经济改革方面来说，现在有些方面推进状况是正常的，甚至可以说比原来预想的还好一些，比如说金融的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等改革，看来推进得不错。财政改革现在也正在按照深化领导小组批准的计划推进。从国务院这边来说，简政放权也取得了不小的成效。但是这些成果都有待巩固，有些方面要进一步推进。我个人看，有些方面急需加快，首先就是国有经济的改革，看起来现在好像离形成共识还有相当的距离。另外是农地改革。农地改革形成共识现在还看不出来。但是我认为农地改革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改革，不能久拖不决。还有一个是上海自贸区，上海自贸区这件事情非常重大。习近平总书记在深改小组最近一次会议上讲到要加快自贸区，而且要批一些新的，目标就是要营造一个便利的贸易和投资环境，要实现投资环境市场化、国际化、法制化。三中全会的决议里面说，不但是对外国人要搞负面清单，对国内也要搞负面清单，可是这个负面清单听说谈判起来太困难了，负面清单今年又进一步缩短了。这个负面清单非常重要，对于市场经济体制带有基础性的意义。李克强总理说得很对，对于企业来说，法不禁止即可为，对于政府来说，法无授权就不可为，如果真能实现这个，我们的市场体系就大进一步了。（浦文昌根据录音和速记整理，小标题由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