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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基层自治和社区治理创新的几点看法
  关于基层自治和社区治理创新的几点看法[1]
                             浦文昌[2]
 
       一、拓展以公共参与为特征的共同治理是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重要措施
        《人民日报》对无锡北塘区建设亲民社区经验的报道认为,北塘区“亲民社区建设的最大亮点是工作向下延伸”,[3] 其实这一评价偏于现象描述。北塘区亲民社区建设的真正的亮点应该是,他们正在进行社会主义代议民主下公共参与和共同治理的制度创新探索。如课题总报告所描述,北塘区亲民社区的一些制度建设如建立“民情工作站”,组织“两代表一委员”接待来访、主动走访,实现政情民意的双向沟通;建立民情恳谈会、矛盾协调会、事务听证会和成效评议会等“四会制度”,以形成“听民情、便民诉、解民难、化民怨”等工作机制,都较好体现了社区公共事务实行公共参与和合作共治的精神。
在国外,早在20世纪初,学者们就不断质疑代议政治机构实现民主价值的能力。国内外的经验都证明,代议民主经常出现“社会政治输入失败”,即它并不能很好反应和接纳公众的诉求。在当代,由于公众无法通过这种政治系统进行制度化的公共参与,他们往往就会通过集体上访、静坐请愿、堵截交通、聚众闹事等制度外渠道和方式进行公共参与,导致社会不稳定。可见,那种认为公众只有通过投票选举,选出的人大代表和由人大选出和任命的政府官员才能参与社会治理的传统观念已经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为此,国内外许多公共行政学者都认为必须将重点由代议制度转向参与民主。具体来说就是要在现有代议民主和行政管理制度下实施公共参与共同治理。北塘区经验的可贵之处就在这里,建议无锡市委、市政府从组织公众参与共同治理的角度加以总结、提高和完善并在全市加以推广。
       二、基层自治的范围小比大好  
        课题总报告提出要科学确定自治的范围和层次。尤觉民教授的文章总结了北塘区因地制宜探索社区自治的多种形式,都非常切合实际。从理论上说,推广基层自治必须经历一个从小到大和从单项到全局的实践学习过程。一是因为中国的民众对民主自治必须有一个学习的过程,二是从理论上说这也带有一定的规律性。
  自治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在一定区域(领域)内的成员对公共事物或公共事务管理采取集体行动。无论是哈丁的“公地悲剧”,弗拉德的“囚犯困境”和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理论,其模型的中心问题都是搭便车问题。奥尔森本人对集体行动并不抱有奢望,他的结论是“小集团比大集团更容易组织起集体行动”,奥斯特鲁姆的实证研究也证明,小单位、小区域的公共事物、事务的自治管理比大单位、大区域要更容易实现,效果会更好。现实也是这样,在一个楼道里组织居民就卫生管理组织自治管理,要比在一个小区进行物业自治管理要容易得到;在一个小区内进行组织业主自治,要比在全社居委范围内进行综合自治管理更容易实现。
        为了推动基层自治,培育和提高民众自治的意识和能力,可以组织更多小单位的自治;同时也可以探索对一些单项公共事物和事务的自治管理,比如教育、卫生、环境、治安等单项事务组织居民进行自治管理。我觉得可以借鉴英美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在一个社区内就有关公共事务管理内容组织若干个自治委员会,并组织志愿者从事具体工作。
        三、对社区工作站的几点看法
        在我国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特别是沿海大中城市都已分别在街道、社区设立公共事务指导中心和社区事务工作站。这对于加强社会管控和改善对居民的公共服务是好事,但这并不符合小政府大社会的行政体制改革的方向。首先,“小政府、大社会”的改革方向是要“加大政府职能转移管理力度,舍得向社会组织“放权”,敢于让社会组织“接力”。凡是社会组织能够“接得住、管得好”的事,都要逐步地交给他们”(汪洋)。而以由各级政府组建的准官方机构社工站全方位承担公共服务职能,实际上是政府大包大揽社会公共服务执政思路的延续,这与行政改革的方向并不很吻合。这也可能有意无意地抑制第三部门、民间非营利组织的发展和发挥其功能;其二,由于各种公共服务在各个地区在每个时点上是高度不均衡的,按地区按统一标准配置人力和其他各种资源必然会导致公共服务的效率降低。事实上目前不少社区虽然按每300户配置1名社工的标准,分别配置了4-5名社工,但有的社区工作站一天却没有多少“顾客”上门。2013年底无锡市区有41个街道407个社居委,按照每个社区配置4-5个社工计算,市区大概需增加1600-2000个由地方财政供养的准事业编制。而原有政府机构并未减少任何编制,政府公共财政支出效率下降是必然的。这样的制度设计在国际上尚无发现(台湾的做法是每个小区民选一个里长,由政府给予一定经济补贴,并承担政府委托的服务职能)。其实,正确的改革方向应该是大力发展和培育各类民间非营利社会组织,由他们通过市场化运作的方式,通过招投标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并加强政府监管,同时大力发展基层自治、公共参与,以提高公共服务和政府财政的效率。总之,社工站制度在深化政府机构改革中的作用和意义还有待观察和深入研究。


[1] 本文是作者在无锡市举行的“基层民主自治和社区管理创新研讨会”上的书面发言
[2] 无锡民营经济和民间组织研究所所长、高级研究员
[3] 见2014年2月7日人民日报14版“连线基层”专栏报道“无锡北塘区用指标建设"亲民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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