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刚
来源:《中国民商》,2021年第3期
推动“双循环”,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第一,必须坚持扩大内需。从统计数据看,国内销售产值的增加值在GDP(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为85%,而出口尽管总额较大,但其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仅为15%左右。因此,我们要充分利用14亿人口的经济增长潜力和大市场优势,把各方面的需求调动起来。
其一,激发消费潜力。传统一般消费品制造业仍然具有巨大的潜力,2019年,我国人均GDP已突破1万美元。我国有14亿人口,低收入居民、中等收入居民以及高收入居民消费的有效需求均不足,消费潜力尚未被充分激发。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进一步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增加居民收入,优化社会分配结构,充分利用国内超大规模、多层次、多元化的内需市场,不断提升大众的消费能力。
其二,拓展投资空间。中国有庞大的市场体量,更有大量的投资机会和巨大的增长潜力。一是推动城市化、城市群发展。目前,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仍处在发展的中期阶段,美国、欧洲的人均GDP已达五六万美元,我们刚突破1万美元,仍有很多人生活在农村,城市化还有较大的拓展空间。目前,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等大城市群达到1.5亿至2亿人的规模,以中东部省会城市为核心的城市群也达到3000万至5000万人的规模,集聚效应不断增强。这些城市群通过快速交通,将大城市周边的中小城市甚至周边的农村连接起来,解决房地产和其他的供求关系,有效促进区域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从而促使国内的市场能够更好地循环起来。
二是深挖数字经济潜力。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电子商务市场,引领全球。我们应用数字技术的速度也非常快,各个领域不断出现新技术、新的互联网公司,这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二大互联网独角兽企业的集聚地。同时,数字技术的惠及面很广,除了惠及电商,也惠及滴滴打车、共享单车等。中国有14亿人口,网民数量众多,互联网的覆盖率不断攀升,与数字技术相关的各种产业的发展速度非常快,且规模巨大,我们要在这方面做好文章。
第二,“双循环”的重点不只是扩大内需,还要在供给侧使产业链、供应链更好地循环,也要更好地创造需求。
其一,供给侧的首要任务,就是加强自主科技创新,这是破除产业链断供、畅通“双循环”的关键因素。在新的历史时期和国际环境中,中国必须具备更强的自主创新能力,补足短板,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和稳定,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要进一步加强对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投入保障,构建多元化投入机制,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机构,以及跨学科前沿交叉研究平台,吸收利用全球创新资源,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和国家战略需求,开展原始创新研究,引导企业积极开展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
在这个过程中,一是发展好民营经济。无论是技术创新,还是商业模式创新,风险都极大,这需要民营企业家积极推动。中国的体制优势在“模仿攻关”阶段比较明显,但在“无人区”创造阶段则会式微,因此政府应该制定激励创新的机制,如保护知识产权,资助、奖励创新创业等,让千百万的企业、企业家、科学工作者“胡思乱想”,不断产生新点子,创新创造。
二是政府可以制定设置孵化器等普惠政策,并投资一些创新项目,鼓励科技创新。但是政府不能引导和规定发展哪些产业,要敞开这个口,让市场去配置,让企业去创新。
三是让市场发挥作用,吸引、鼓励风投资金进入市场,进行市场化资源配置。政府各类奖励补贴,可以以风险投资基金的市场化方式支持,避免出现市场扭曲;政府基金也可以学习风投的做法,积极“跟投”市场关注的行业,分担一部分风险;如果项目成功,就要提前退出,让利于市场,不以高额回报为目的。
其二,深化体制改革,包括供给侧、产业链、供应链等,消除国民经济循环中的各种梗阻。生产、分配、流通、消费作为国民经济运行的基本环节,是促进经济发展,畅通供给循环的关键。我们要进一步加大经济体制改革力度,深化“放管服”改革,减少市场准入限制,减少审批环节;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政府补贴制度;大力发展数字经济,通过大数据打通交易环节、流通环节、物流环节存在的一系列堵点和梗阻,消除市场上各种显性与隐性的要素流通障碍,促进供求关系进入良性循环。
其三,以供给创造需求。一是以更多好产品、更加多元的消费方式拉动需求。中国的制造业仍然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短期内因以前过热而产生的“过剩产业”要转型转移,要改变增长方式,提高增长质量,不能一味“停产”。同时,要积极创新消费新模式、新业态,满足各类消费需求。二是通过降低成本拉动需求。完善政策支撑体系,降低全社会交易成本。除了企业要通过自身转型升级有效降低成本外,政府也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帮助企业降低包括税收、资金、劳动力、土地、公共服务等在内的各项成本,为企业纾困,让企业将更多的精力和资金用于研究和生产,从而更好地刺激需求。
作者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