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欧EMBA

　　编者按：2018年11月18日，在中欧北京策划的致敬改革开放40周年活动上，年近九旬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终身荣誉教授吴敬琏，坚持进行了近五十分钟的演讲，他对中国经济现状和未来改革去向的深刻思考、对企业家的殷切期望，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认同。

　  本演讲稿由“中欧北京”’微信号整理并得到吴老本人亲自修订。

　　吴敬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终身荣誉教授、国际经济学会 （IEA） 荣誉主席

　　十九大提出的中国经济正在从过去的高速度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能不能实现这个转变，对于我们的未来关系重大。今天我想跟诸位讨论的问题，就是怎样实现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化？

　　过去40年，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之下实现了持续的高速增长，但进入本世纪以后，我们渐渐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尤其是近两年，各种矛盾和问题越来越突出，比如经济增长下行、杠杆率过高，引起了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资产泡沫膨胀，股市泡沫实际上已经爆破，房市也处在微妙的状况之下。另外，社会矛盾、贫富差别等等问题也在凸显。

　　面临这一系列的严峻挑战，我们必须找准问题的根源在哪里，积极而慎重地应对这些挑战。一直以来，我国的经济运行存在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就是虽然经济增长取得了高速度，但效率提高太慢，而且近来有进一步减缓的趋势。

　　经济增长有两个基本的动力，从经济学的生产函数可以看得很清楚，一个是人力、物力资源的更多投入；另外一个就是效率提高。过去40年的高速发展，总体来说主要是依靠资源投入的增加，但不同的阶段情况有所不同。在前20年左右，是两个因素同时推动了经济的增长：一方面是大规模的投资，这个投资规模大概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跟我们相比；同时还有效率的提高。靠得什么提高效率呢？不外乎两条，一条叫改革，一条叫开放。

　　改革为什么能够推动效率提高？主要就是发展经济学里讲到的库兹涅茨过程，即劳动力等资源在工业化过程中从低效农业移入具有较高效率工商业的过程。过去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中国的城乡是隔绝的，改革开放以后形成市场，资源可以在城乡之间流动，于是大量在农村低效利用的资源通过结构转变转到城市里。尤其是劳动力资源和土地资源这两个原来利用效率很低的大项，应用到城市以后利用效率就大幅提高了。

　　另外就是开放。开放以后，我们可以大量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所谓‘从0到1’的创新我们其实还很薄弱，但是‘从1到多’，因为具有人口多、市场大的大国优势，所以就能够实现‘从1到多’，把吸引来的先进技术广泛运用起来，提高了效率。

　　但到了上世纪大概90年代，高速度的城市化渐渐走入后期，效率提高的动能就降低了。在技术差距很大的情况下，我们引进外资和外来先进技术的效果非常明显，但当我们和国外先进技术水平的差距比较小时，效果就不那么明显了。

　　特别是到了本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期，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急剧下降。因为物质资源投入的回报是递减的，所以靠资源投入支撑的粗放的增长方式所带来的各种消极后果就变得越来越突出。

　　在今年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我曾说现在经济出现一种‘翘翘板’一样的运行状态：一是经济增长的速度在下降，二是以投资来支持增长造成杠杆率过高，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正在增大。对这两个问题的应对措施是相互矛盾的：用增加投资来拉动增长的时候，杠杆率就上去了；但是一去杠杆，速度就下来了。于是就变成了一个‘按住葫芦浮起了瓢’的‘翘翘板’。要解决这个问题，出路在哪里？出路就在于提高效率。效率提高了，‘跷跷板’两端的问题就都能够获得解决。

　　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里面讲到，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经济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必须着力攻关，实现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变，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命运攸关的问题。

　　转型成功的必要条件和核心问题，就是提高效率。怎样才能提高效率呢？历史经验和经济学理论都说明，要提高效率从根本上说只能是通过改革建立一个好的体制。

　　这一问题从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了，比如1981年根据国务院的提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了经济建设的‘十大方针’，基本内容就是围绕着提高经济效益采取各方面的政策。仔细阅读‘十大方针’会发现，它是直接针对经济结构上的问题采取措施的。首先，由于优先发展重工业造成所谓‘重重轻轻’的偏向，所以提出要着重发展轻工业和商业。但政府直接调控并不能够持续收到效果，大概三年以后就遇到了反对意见，当时《红旗》杂志连续三期发表文章，说要坚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主张更多的发展轻工业、农业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的基本原理。所以‘十大方针’也就没有能够继续贯彻下去。

　　那么我们是什么时候认识到提高效率最基础的工作是通过改革建立一个好体制的呢？那是在1995年，国家计委建议采用苏联的提法：从粗放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增长方式，也就是说要靠效率的提高来推动经济增长。计委的提议引发了许多讨论。有人指出，转增长方式是苏联人在60年代后期提出的，但是到1991年苏联崩溃，它的经济效率一点都没有提高。什么原因？首先是因为苏联没有改变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

　　因此，党中央1995年制定的‘九五’计划建议，提出的不是一个转型，而是‘两个根本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二是增长方式从粗放增长向集约增长的转变，而且明确了前一个转变是后一个转变的基础。在此后的‘九五’（1996-2000年）计划期间，因为贯彻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从整体上推进改革，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取得一定成效，经济效率有所提高。

　　但到‘十五’（2001-2005年）计划期间又发生了回潮。在本世纪初，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推动下，我国经济加速发展，整个经济发展形势非常好，于是出现一种声音，认为我们不需要再进一步改革。虽然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个决议，要求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以便克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但是许多人认为没有必要。这时改革、特别是国企改革开始停顿了下来。同时出现了投资高潮，很多省份提出经济结构太轻，要重型化，于是就海量投资去搞所谓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建大城、投资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到了制定‘十一五’（2006-2010年）计划的时候发现了这种偏差，于是重新提出转变增长方式是经济工作的主线。但是由于‘左’的思潮渐占优势，强化国家管控，改革趋于停顿，粗放增长方式回潮也没有得到扼制。

　　这样，在中共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就中国的前途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通过辩论，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要靠进一步推进改革，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进一步完善起来，才能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一个重要的决定，就是许诺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

　　到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怎样全面深化改革做出了顶层设计路线图和时间表，这是经济改革也包括社会治理体系改革的一个基本文件。对于经济体制改革，概括起来是两句话：

　　一是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

　　二是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怎样才能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说明，就是只有建立起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市场才有可能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

　　实际上，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议里就已经提出要建立这样一个市场体系，不过这个任务一直没有完成，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重申了这个要求，而且对于如何弥补现有体制中存在的缺陷提出了具体的措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四个定语包含的内容非常多：

　　比如说‘统一’，因为存在着行业保护、地区保护，使得市场被分割，所以提出建立统一的市场体系；再说‘开放’，就是要对所有市场主体一体开放，对中国、外国，对各类企业、个人，都应该平等的开放；再次，这个市场体系必须是‘竞争性’的，直到现在，竞争性在很多领域仍然受到行政命令和行政垄断的压制；最后，‘有序’，就是说市场交易是建立在规则基础上的，而最重要的规则就是法律，所以市场要建立在法治（the rule of law）的基础之上，后来十八届四中全会还对依法治国做出了专门的决定。

　　如何更好的发挥政府的作用？对这个问题似乎有不同的理解：一种理解是要在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也要在市场无法发挥作用的场合发挥政府的作用。另外一种是市场和政府的作用都要发挥，两者不相上下。我认为后一种说法是一种误解。仔细阅读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能够体会到它着重说的是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这意味着过去政府的作用发挥得不够好，不是一个力度问题，而是一个方向问题。用上层政府领导人的话说，就是它管了许多不该管或者管不好的事情，而许多应该管的事情却没有管或者没有管好。

　　政府的作用为什么发挥得不够好？在我看来，一方面受了苏联计划体制遗产的影响，另外一方面也有中国自身产业政策的原因。1987年，中国引进了日本战后早期实行的选择性或差别性产业政策，就是用一整套财政、金融政策以至行政、法律手段，去扶植一些产业、抑制另一些产业，而且把这种产业政策作为政府政策的中心，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刘鹤同志在1995年发表过的一篇文章中曾经指出，差别性的产业政策必须向功能性的产业政策转型。

　　功能性的产业政策是利用产业政策来帮助、提高、强化市场的功能，它和市场是友好的、互相配合的，能够促进发挥市场的作用、强化竞争。

　　今年以来也有很多指导意见发布，其中有专门的论述提到要把产业政策作为中心，转向以竞争政策为基础，也提到对新出台的政策要做平等竞争审查，不符合公正竞争的原则，这个政策就不能出台。但是直到现在，这种转变并没有实现。

　　政府应该发挥的作用是什么呢？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及后来的一些文件也做了说明。政府的基本职能是提供公共品，首要的公共品就是建设好的制度，以保证改革开放的政策能够贯彻下去；当然还有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也就是通过货币总量、财政收支总量和外汇收支总量的控制，保证币值和物价总水平的稳定。这是市场有效运行的必要条件。还有一些是市场很难做到的事情，例如公共服务和具有很大外部性产品的提供，比如基础研究、基础教育体系的提供，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等等。这些应该是政府的责任。

　　但因为有苏联式体制和日本早期产业政策的影响，政府常常是不该为的事情办得很多，很多领域至今仍没有摆脱这一方面的问题。比如政府最好不要去选择产品的发展方向和技术路线。什么是最有希望被市场所接受的产品，什么是最好的产业结构？没有人能够预测，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创造一种环境，使个人和企业的千军万马能够往前冲，总有一个企业或者某些企业取得突破，那么就可以顺着这个路往前走。

　　比如说当年低轨道卫星，从技术上讲是好的，可结果破产了。再比如新能源汽车的发展现在仍有极大争论，是对燃油车节能减排，还是电动电池或者燃料电池等等。我也参加了电动车百人会的一些工作，我想对于技术方向并不能下定论。新技术、新产品的开发应该让企业去攻关，后果自己负责。还有新产品补贴有时是需要的，但要研究好方法。而且从原则上，不要去补供方，而是要补需方，好让市场夹在中间，让消费者去选择。许多实际问题的解决，例如刚才有人提到的汽车产业小散乱状态如何解决，不能靠政府包打天下。政府把市场的竞争强化起来，让市场去发挥作用，在法治的基础上有序竞争，优胜劣汰，情况就会好得多。

　　科学和技术这两件事也要分开，基础研究靠市场、靠企业是很难开展起来的，因为它的不确定性和外部性太大，除非企业发展得很大了，有比较雄厚的财力进行基础性研究，小企业很难做到，就需要政府和社会有更多的投入。但对于技术的激励，其实是应该由市场做的。最近我去上海为中微半导体设备的董事长尹志尧颁奖，他们制造的刻蚀设备是一种重要的制造芯片设备，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这是一家民营企业，企业家和主要团队也是从美国回来的‘海归’。把市场搞好了，创造出一个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环境，中国14亿人加上海外华裔人士，人才是能够涌现出来的。

　　总而言之，要解决当前的问题，要实现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这个转化，最要着力的地方就是要推进改革。

　　在座大部分是企业家，你们既有很大的责任，也肯定有能力在转型中起到很大的作用。

　　因为创新也好，提高效率也好，企业是基本的主体。企业家一方面是要推动政府进行市场化、法治化的改革，使得我们的体制，包括国有企业的体制能够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另外一方面，我们所有的企业家应该发挥每个人的能动作用，负起对国家、对人民、对社会的责任。

　　我个人也对诸位企业家寄予厚望，希望我们共同的努力。